吳小姐答︰“媽媽被趕到一間閣樓，閣樓窄得只能放下一張床。每月發給她十五元錢。領工資的那一天，媽媽必去‘紅房子’（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廳）拿出一塊錢，挑上一塊蛋糕吃。她說，現下上海資本家家裡最寶貴的東西，就是裝著食品的餅乾筒了。如果紅衛兵再來抄家，她說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東西都塞進嘴裡，再去開門。”

　　吳小姐還說︰“媽媽說話常帶出英語單字。越是著急，英語就越是要蹦出來。為了這個，批斗時吃了不少苦。”她還模仿了一番母親怎樣“英漢雙語”地說話。那活靈活現的作秀，讓大家拊掌大笑。

　　另一個中年女性始終端坐在單人沙發，神情高貴，很少說話。即使對老人說上幾句，也是我一點也聽不懂的廣東話。羅儀鳳告訴我，她是自己的親戚，在北歐一個國家的大使館工作，月薪高達三百。“文革”開始不久，上邊就命令她回家。那個國家的大使夫婦曾手持鮮花，數次登門拜訪，一再表示希望她能回到大使館。因為現下外交部派了三個人來頂替她，也還沒把活兒干好。

　　在那麼一個既瘋狂又恐怖的環境裡，大家都在苟活著，誰也談不上風節。但他（她）們卻儘可能地以各種模式、方法維系著與昔日的精神、情感聯繫。去康家做客，服舊式衣冠，絕非屬於固有習癖的展示，也非富人闊佬對其佔有或曾經佔有財富及文化資源的炫耀。他（她）們的用心之苦，的確體現出對老人的尊崇與祝福。然而，這種對舊式衣冠及禮儀的不能忘情，恐怕更多的還是一種以歷史情感為背景的文化表達。儘管這些人必須聽黨的話，堅持政治掛帥，讀毛選，背語錄，去過革命化、格式化的生活。但在他（她）們骨子裡欣賞並懷念不已的，還是風雅、細膩，高度審美化、私人化的日子。而康家老宅及舊式禮儀及衣冠所蘊涵的溫煦氣息和超凡意境，又使每個人自動獲得了精神歸屬和身分的確認。“感秋華於衰木，瘁零露於豐草。”──想到這裡，我不由得瞧了瞧自己身上的  嘰布製服。別看住在康家，與之相比，歸根到底我還是個圈外人。

　　進入高齡的康同璧，是很少生病的，只是夜間尿頻。為此，羅儀鳳每天都要給母親砸核桃，剝核桃吃。不僅要她吃核桃肉，還要她必須吃掉兩半兒核桃肉之間的那片木質的“衣”，說這個東西可以“攔”尿。老人吃得愁眉苦臉，然而起夜卻並未減少。由於我睡的房間緊靠盥洗室，所以她每次起夜，必從我的床邊穿過。冬天的後半夜是很冷的，康同璧照樣自己起身，打開床頭燈，戴好睡帽，披上睡袍，扶著牆壁或家具走進盥洗室。有一次，患有高血壓的康同璧白天就喊頭暈眼花，夜裡簡直就是跌跌撞撞地走路。望著老人一趟趟的艱難挪步，一次次地頻繁往返，我對羅儀鳳說︰“干嘛不在臥室裡放個高筒痰盂，偏要三更半夜地折騰老人？”

　　“那裡是我折騰，是她自己不肯呀。”羅儀鳳一臉的委屈。

　　一天，我被上海小姐傳染上了重感冒。康氏母女無論如何也不讓我回家了，說這裡的條件要好些，也有現成的藥。我臥病在床的那陣子，康同璧每天都要走到床頭問︰“現下是不是感覺好些了？”說罷，還伸手摸摸我的額頭，看看是否發燒。

　　羅儀鳳只要發現她進我的屋子，就要攆她走，並生氣地說︰“小愚病了，好辦。你要再病了，我可就麻煩了。”

　　老太太乘羅儀鳳到外面張羅事兒的功夫，又躡手躡腳地走進來。她像個勝利者，很得意地說︰“女兒總要管我，我不服她管。”隔了會兒，她從外屋給我端杯白開水。一路上顫顫微微，水也洒了一地。她還一定要站在床前看我喝上幾口，才肯離開。

　　和康同璧相處，使我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一個高齡老人的天地，第一次體會到人生最後階段的種種心理及困苦。有豐富閱歷和教養的她，即使進入到老年，也竭力在維護著人的尊嚴與自由。她懂得失去獨立意志和自理能力的生活，是痛苦和羞恥的。所以，老人頑強地拒絕幫助和攙扶。這種不承認衰老，不向年齡妥協的心理，其實是老人與自己的命運在做主動較量。她過問我的病情、遞給我白開水時所表現出來的驕傲、溫情和快樂，一方面說明老人以自己尚能關懷別人，照顧別人為樂事，幸事。另一方面，是她用行為證明自己仍然可以獨立自主，進而嘗試到把握生活的滿足。總之，我在東四十條生活的日子裡，康有為這個最有才氣的女兒特有的個性、習好、自尊以及某種乖僻所合成的人生最後樂章，讓我無比的珍視與感動。以至於這種感動和珍視，影響了我的後半生──無論面對什麼樣的老人，我都能體味出落日余暉的傷感和美麗。

　　也就在這一年，按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，社會總動員，開始狠挖階級敵人，抓現行反革命。我必須返回成都的工作單位。離京前夕，我去和康同璧母女告別。

　　“小愚，你為什麼要走呢？陪著你爸爸媽媽多好﹗”康同璧邊說邊搖頭，分明流露出不滿。